蔡京、童贯、朱勔、李彦、王黼、梁师成、高俅，以及蔡京的二子蔡攸、蔡绦，这些赵佶时期把持朝政的奸贼全部被贬谪，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又相继被赐死、病死或者仇杀。
其中蔡京、王黼、梁师成和蔡京的第二个儿子蔡绦跟齐军没有过于直接的冲突，卢俊义就没有难为这些人。而童贯平了方腊、王庆、田虎，跟这三个巨寇的残部将领仇怨似海深，他还曾预谋杀害姚平仲、韩世忠；朱勔在苏州应奉局巧取豪夺，鱼肉东南，造孽甚重；李彦在主持西城括田所时对梁山泊一带横征暴敛，强抢良田，危害甚多；高俅不仅曾断送王进、林冲、杨志、史文恭等人的前途，而且还在讨伐摩尼教时多做杀虐；蔡攸在征讨王庆时杀良冒功、奸杀掳掠，无恶不作。卢俊义自然不能轻易让他们死掉，赵桓派人杀掉的只是替身。
卢俊义派人从俘虏、奴隶中选出跟童贯、高俅等人相貌酷似的，再化妆打扮好，然后派出精锐特工将这些被药物控制好的替身，前去那些奸人所在地，在赵桓的钦差赶来之前“移花接木”，将换好的真人押回山东。赵桓的钦差见到那些奸人的相貌二话不说，就派人将其斩首，即便他们发现已经被人掉包，也只会怀疑是赵佶使诈，而不会怀疑到齐国。其中高俅的替身干脆就在回汴梁的路上落水而亡。
童贯、朱勔、李彦、高俅、蔡攸，包括蔡京的女婿梁中书，这些恶人，尽被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齐军将领们一人割下一块肉凌迟处死。这凌迟执行彻彻底底地实践了卢俊义当初给这些将领们许下的诺言，即“利用完这些贪官后就替你们报仇雪恨。”
当然给这童贯、朱勔这些人实施凌迟之刑是在东京汴梁貌似平静以后，赵宋小朝廷给各地发文拒绝地方勤王时，卢俊义才将这六人爆出，让将士们发泄掉心中的怨恨。
而这一段时间，卢俊义还是先将六贼派专人看押起来，坐看赵桓的表演。
靖康元年正月初一，赵桓下诏书让中外臣僚庶民敢言朝政得失。
但正月初二，完颜宗望所率领的东路军攻陷浚州，把守黄河北岸的宦官梁方平日日聚众饮酒，不做防备，等到金兵大至，就仓皇败下阵来。黄河南岸的何灌守军一见到金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触而溃，烧断桥梁后望风而逃，黄河防线竟然没有一兵一卒防守。金兵从容不迫地渡过所谓的黄河天险，直向宋朝的首都东京杀来。
当天，不知梁方平大败的赵桓正式下诏书，准备仿效先祖宋真宗当年在辽国入寇时到澶州御驾亲征退敌而签订“澶渊之盟”的故事，自己也玩一把御驾亲征。他任命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集结兵马于殿前，摆出一副欲与江山社稷共存亡的姿态，妄图挽狂澜于既倒。 但是，靖康元年正月初三，东路的入侵金军突破黄河天险已经渡河的消息传到了宫中，赵佶一见大事不好，便南逃去了，一些王公大臣也都纷纷收拾行囊准备潜逃，一时间城内人心惶惶。
赵桓一看老爹跑了，自己也跑肯定不能了。本来靠着黄河天险，御驾亲征说不准还可以碰碰运气打败金军，但是现在天险变通途了，亲征的事情断然不敢再继续了。
正月初四，天刚一放亮，赵桓就在宫中紧急召集百官议事，商讨是战是和。
金兵占领燕京以后，赵佶曾经派遣给事中李邺出使金军阵前，请求议和，碰了一鼻子的灰回来了。这个小子被吓破胆了，逢人就渲染“贼强我弱”，称金国军队“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总之是金兵无所不能，跟天兵天将差不多。本来朝廷上遍布胆小如鼠的人，听了这些话，更是觉得金人不可战胜，早早投降或者逃跑为妙。宋人喜欢起外号，这个长敌人之气、灭自己威风的李邺被时人称为“六如给事”。
宋朝大部分君臣的想法也是如此，以太宰白时中、李邦彦为代表的主和方代表了大多数的意见。他们想效仿唐玄宗“安史之乱”时避祸四川，避敌锋芒，把首都迁移到襄阳，这里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并且是难于征服的地方。这个迁都的主张得到了准备逃跑而又不好意思逃跑的赵桓的赞同。但是以兵部侍郎王棣为代表的少数派不同意这个做法。
王棣的来头不小，他养父是王雱，王雱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荆国公拗相公王安石。王安石有两个儿子，王雱和王滂，其中王雱无子，从家族中承继一个养子，是为王棣；王滂则有一子名为王桐，官承事郎龙图阁直学士，王桐现有一子，名为王钰，恩授承事郎。
卢俊义知道了王棣、王桐后，大骂后世那些史学家，尤其是宋末那班史学家。那些混蛋因王安石的变法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便放肆地污蔑荆国公，谎称王安石因变法搞得断子绝孙，甚至谎称王雱体弱多病早死，儿媳年轻守寡，王安石扒灰，而民间以讹传讹，甚是缺德。
不可否认，荆国公在变法时任用了一干小人，如吕惠卿、曾布、蔡京之流，而且上下官僚沆瀣一气，致使变法功败垂成，但仔细推敲变法内容，发现如若变法成功，赵宋朝廷便又可稳固百年。至于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之说，实乃荒诞无稽卑鄙无耻之言。那些持有这种混蛋之说的人完全没看过荆国公变法的内容，卢俊义在齐国推行的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参考王安石变法。齐国言论自由，但侮辱王安石这样被卢俊义衷心尊敬的圣贤，必受割舌和终生劳役之刑，言论法里规定可以议论变法得失，但不准进行人身攻击，尤其是不准对贤人。
赵佶一朝，蔡京这类的变法新党执政，如同后世部分官僚一般，荆国公的富民强国良法在蔡京手里成了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的牟利工具。同时也因蔡京等人标榜是荆国公门生弟子，对荆国公后人甚是照顾，虽然王棣、王桐二人并不依附他们，也获得了相衬的提拔。王桐现任礼部侍郎，而王棣晓畅兵事，被任命为兵部侍郎。赵桓上任后见这二人并不依附蔡京，就让他们保留原职，继续留任。
在宫中会议上，王棣看到赵桓愿意迁都到襄阳，准备逃跑，立即质问赵桓：“道君皇帝以天下托付给陛下，陛下今天准备舍东京而去，有违太上皇之托呀。”赵桓被问得哑口无言，无以应对。宰相白时中见皇上被窘，立即质问王棣：“京城能够守得住吗？”王棣立即回敬道：“天下的城池，有哪一座能比得上京城那样坚固？况且祖先的宗庙社稷都在京城，还有上百万的臣民，我们怎么能够丢下不管吗？我们可以逃跑，但是天下的人心散了，今后我们如何收拾消散的人心。现在我们的权宜之计就是激励鼓舞我们的将士，安慰我们的百姓，号召大家和我们一起坚守东京。另外勤王之师也将于近日到达，逃跑是下策，坚守才是上策。”
赵桓听王棣这样一说，也大为感动，觉得如果现在逃跑的话，上愧对天地下愧对赵宋列祖列宗，便问王棣：“依你的意见，谁可以带兵抵抗呢？”王棣便以退为进地说：“白时中、李邦彦虽然是一介书生，在领兵打仗上不是行家，但是他们位高权重，可以率领将士们抗御敌寇，这正是他们报效国家的时候。”
白时中、李邦彦原本就是胆小如鼠的人，忽然听说王棣推荐他们负责守城御敌，顿时恼羞成怒，立即质问王棣：“你也是一介书生，你怎么就不能领兵出战呢？”
王棣一听，知道对方已经中了自己的激将计，立即慷慨陈词道：“如果陛下认为臣可以担当此任，臣愿以死相报，只是人微言轻，不足以使军队和老百姓信服。”王棣的这些话结结实实地击中了逃跑派的要害，位高权重的人怕死不愿临危受命，要靠人微言轻的人担当抗敌大任，这在赵桓眼里看得是一清二楚。赵桓当即任命王棣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李棁为副手，聂山为随军转运使，委以全权指挥军队抗击金兵，保卫京城。
在宋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刻，满朝的文武大臣竟然找不出一个英勇善战的将领来担当重任，只能找出平时文文弱弱的书生来领兵打仗，不能不说是北宋初年以来“崇文抑武”政策的失败。后世对于那时的书生“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表现很是不以为然，指责书生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书生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平时高官厚禄的人遇见危险一走了之的多了去了，甚至很多无耻下流的还去做了投降派。凭着书生意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很值得敬佩的。
不单单是王棣，原来历史上，南宋的虞允文、文天祥，明朝的于谦、张煌言、孙承宗都是书生，但他们比大部分武将德、功、行不知高尚了多少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历史证明，王棣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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