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富宋的真面目一为了宣扬义军的德政，二是为了推行义军的税赋制度时不至于遇到太多阻力，窃以为宋朝跟后世某个朝代很像，貌似富了起来，但富的是国家，穷的是百姓）
卢俊义虽然部分肯定了地主阶层并不像道听途说的那么凶恶，也知道宋朝的冗官情况只是小巫，但他并没有因此放缓自己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因此放下对赵宋朝廷的削弱。
记得卢俊义之前在现代看到的那些为弱宋翻案的文章里说，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商税大大增加，工商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第一税源，并把这归结为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甚至认为宋朝已经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当时卢俊义信以为真，穿越到了宋朝之后，还颇为高兴，以为日后起义成功夺取了大宋江山，不需要太过调整经济政策就可以万事无忧。
等卢俊义深入了解赵宋朝廷的一切情况后，渐渐发现，所谓的盛世大宋其实只是一个笑话。先不论军事上的孱弱，经济上其实并不是像后世那些宋史研究砖家所说的那么出众。
依稀记得那些论证大宋多么富有的文章用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是赵宋朝廷远远高于其他封建朝代的财政收入，说最高时有一亿六千万贯，那些自作聪明的家伙便以此论证说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老实说，卢俊义穿越前是学机械的，不懂经济，看了那些文章就信以为真。后来来到北宋末年，自己做了当家掌柜，当时反复为大名府卢家和梁山义军的财政问题大费脑力，方才有了一些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方才想起在现代看过的一些经济观点。这才觉得，用财政收入来论证经济发展在逻辑上是多么地站不住。
因为唐以后的朝代都实行两税制，两税制的一个要义就是“量出以制入”，财政收入的规模按照前几年平均支出水平拟定。换言之就是官府要用多少钱，就要向农民征收多少。高额的财政收入并不能说明经济的发展，只能说明政府花钱特别厉害而已。
宋朝从真宗起财政支出规模就不断扩张，此后一两百年里宋朝一直处在财政危机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财政危机的结果是聚敛为一切之法，收入的扩张也是自然结果。
诚然，宋朝在经济上的成就不容忽视，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确实是超过前代，但要说宋朝的庞大财政收入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则不能令人信服。最明显是事实是商税在全国税收中并非大头，而农业两税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以熙宁十年而论，两税为五千七百万贯，石，匹，两等（贯是钱，石是粮食，匹是布帛，两是银），按照折算法合钱为二千多万贯，而商税则在宋初只有四五百万贯，北宋中期以后保持在一千万上下，最高时也仅仅接近两千万贯。专卖是两宋最主要的创收工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盐的专卖，北宋末年竟达到四千万贯，接近唐末两税制下税收总额的两倍，盐之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都在一千万上下。专卖之外另一个创收工具是名目繁多的杂税，约有一二千万贯。
至于关于土地兼并以及认为宋朝正如英国圈地运动后一样正走向资本主义的说法，更加夸张其词，当时被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大量转入城市成为工商业者，而是成为了地主的佃农，即所谓“客户”，他们并非农业的“剩余劳动者”，而依然是农村的重要生产者，兼并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千分之二三的人占据着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全国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他的土地上耕种和接受高额盘剥，这是宋朝农村的真实景象。
宋朝税赋的繁重众多史家早有议论，“积贫积弱”的说法也非无因，但后世流行的说法是要把宋朝描述成经济高度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刑法宽松，言论自由的理想社会。宋朝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忽视，但那般翻案未免离事实太远。
唐朝两税改革把田租，户税，力役都合并到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换言之，百姓已经为各种设施建设交了税，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自应该出钱去雇佣百姓，不得再行征发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宋朝沿用了两税制，但宋朝的两税制的特别在于，两税之外户税和徭役是照样征收的，赵宋皇帝指示说：两税只是田租。于是百姓虽然早已经交过免役钱了，但还是得为官府服役，这还不算，还得因为“差役法”一家一家的破产，最后王安石再出来搞改革，废除“差役法”，搞免役钱，就是最大的德政了。所以说百姓是个冤大头，想怎么糊弄就可以怎么糊弄，虽然明明已经交了钱，但现在能够再交一次钱免役已经是求之不得了。
在户税和徭役吃亏农民也只得认了，但官吏的创造能力是无穷的，宋朝附加在农业税上的杂税繁多，连粮食收入官仓后可能被老鼠偷吃的都由官员们未雨绸缪让老百姓交了，即“鼠雀耗”，其中最著名的还是“支移”和“折变”。所谓“支移”，就是农民交了税粮以后，官府说：“这还不行，你给我运输到哪里哪里去，什么，你不想去？那好，交钱，运费按运输距离算”。甚至有指定运送到千里外的，“支移”附加比原税粮还高数倍。后来皇帝听说了，圣心怜悯，规定支移距离不得超过三百里。皇上大发慈悲，百姓当然感激涕零，史官们怎么能违背群众的意见呢？于是史书上皇上的“圣政”又增加了一条。
所谓折变，就是指交税的时候，本来应该交粮食和布匹，官府要你折成钱交，当然，折换率是官府说了算。甚至有更狠的，先把粮折成钱，再把钱折成绢，这样折上个三五回，一匹布折出几匹，一斗粟折成几斗，那也是活该小民吃亏。宋朝的布帛折钱，开始是一匹两贯，后来改为六贯，最后折成十贯。几折之间，布帛的实际税率就上升了五倍。
有时官府犯穷了，还会提前征收两税，秋粮还没收割，就收秋税，这叫“预催”；今年已经交税了，又叫你提前交明年的，这叫“预借”，这种借到后期发展到了可笑的地步，有的州县都能预借六七年之后的两税，什么时候还这预借的部分，小民们自然是不敢问的。
以上指的是跟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在两税收取上为了敛财搞出的花样。到了卢俊义这里，也搞两税制，田租、户税、力役所有杂项都合并到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取消所谓的“支移”、“折变”、“预催”、“预借”等苛政，然后再取消所有赵宋朝廷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当然为了义军的发展，会有更清晰的税种颁布出来。
另外，卢俊义准备推行王安石的募役法，即征收役钱，用来雇人到官府服役，原先不服役的官僚、地主等，要交纳役钱，从而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亦增加了政府收入。如果以后义军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会出钱去雇佣百姓，不会再行征发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
如果再像宋朝等一些朝代为了自己的统治，百般向官僚和地主阶层妥协（团结并不等于妥协，王安石的诸多良法被废即是妥协），致使官僚阶层势大到联合抵制任何真正有建设性的反腐举措，致使官僚阶层嚣张到罔顾民生民意的地步，卢俊义就白穿越了。朱元璋和后世某朝太祖，他们开国时搞得轰轰烈烈的反贪腐行动是卢俊义永远的榜样。
另外，如果说某某家庭一年吃盐花的钱比农业税还高，恐怕都会认为是个笑话，但不幸的是这笑话确实在宋朝出现过。宋朝的食盐实行专卖，开始是政府直接生产销售，后来改成政府出卖专卖权给私人，由他们生产销售。宋朝初年食盐专卖收入为一千万贯上下，略高于唐朝末年，到元丰年间，收入翻了一番，成了两千万，到蔡京当政时再翻一番，到四千万贯，这还只是政府出卖专卖权“盐引”的所得，加上制盐业的劳动跟附加利润，超过农业税不少。
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其特点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价格弹性很低，而且没有替代品，价格增加时销售量的减小幅度很小。低价你得买，高价你还是得买，因为人是不能不吃盐的。唐末每年在盐政上年收入几百万，已经被批评为价格过高，是刻剥百姓。宋朝人吃盐想来不会比唐朝多多少，收入超过这么多，只会是价格的问题。过高的价格甚至使百姓少吃盐或者不吃盐，“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山村中这位老翁告诉苏轼说，不要以为我是和孔子一样因为沉迷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这是因为很久没吃盐的缘故啊。
强迫百姓购买“盐引”也是一大景观，蔡京把各地食盐专卖收入制定一个定额，作为考课官吏的依据，创收超过定额的可以得到升迁，不能达到的则有惩罚。事关作官前程，下层官吏当然也变着法子创收，老百姓想不买专卖权怎么行呢，不买就是和上官的前途过不去。
除了食盐专卖外，宋朝还有茶专卖和酒专卖，宋初每年收入都在三四百万上下，到宋中期以后增长到一千多万，其中酒税在庆历年间达到一千七百一十万，盐专卖上的很多问题这两个专卖上也存在。(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