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

  终于到了地方,关喜德指了指一块略微突起的土堆说:“就是这儿。”
  “挖!”古洛挥动了铁锹,但又停住了,“谁有经验,看看这里是不是最近被人挖过?”
  “那当然。”大队长说,“这里的草都没了,还有这是棵小树苗……”他拿起一棵叶子还没有掉光的小树枝说,“看这根,是被铁锨切断的。”
  古洛点点头,说:“说得对。挖坟的人有运气,雨把他留下的痕迹冲刷掉了,可没冲干净。挖!”
  正如古洛所料,棺材的盖子曾被人揭开过,尸骨被扔在了棺材外面,而里面却全是泥土。
  “什么也没有。谁起开这个棺材做什么?”大队长问道,但没有看任何人。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这才是这件大案的关键所在。”古洛答道。他的兴奋或者说高兴是显而易见的,胡亮那时还不知道古洛的习惯,案子的调查结果如果印证了古洛的推理,他就会兴高采烈,毫不掩饰。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武朝宗是个老实人。他还没有搞清楚古洛的想法,也不知道这个千里之外来的同行怎么这么高兴。
  “先去公社派出所,查查这个老人的来历,再回县里,看看那个比武伤人致死的家伙是谁。”古洛说。
  “嗯。”武朝宗虽然皱着眉头,但那是在严肃思考时的表情。
  两辆车冒着雨来到公社派出所,所长亲自接待他们。他抱怨武朝宗怎么不先和他打招呼。“我陪你们去,事半功倍。”他是个有文化的派出所所长。
  “对。这不是着急嘛。”武朝宗带着歉意说。
  所长听到客人的来意后,立刻查起过去的户口登记簿。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大家都没吃饭,饿得很。所长有文化,但不机灵,他自己吃得直打着饱嗝,却忘了这些客人是从乡下来的。
  “找到了。”他拿出了许多陈旧的案卷。
  警察们忍着饥渴,查找起来。
  这个公社人不多,再说是五十年代初期,人口很少。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比武时死的人,他确实叫金风。上面注明那时他已经是六十七岁了。
  “好家伙!武功真不错。这把子年龄了,还能和壮汉比武。”胡亮不由得赞了一句。
  户口和档案上只写着他生于天津。“可为什么说北京话呢?”这是古洛的第一个疑问。档案上说他没有家室,是1947年只身来这里的。“1947年还没有开始平津战役,他为什么来这里?”上面说他是文盲,“但关喜德说他有很深的文化教养。”
  “你们这里有退休的老警察,或者五十年代初的干部没有?我想知道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古洛提出了要求。
  所长想了半天,最后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没有死的,也调走了。怕是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一个死去的人,一个从大城市不知为何跑到这里的人,一个在这发黄的纸面上没有生命的人,却被神秘的云雾笼罩着,这就更引起人们对他的好奇心。
  山区是所谓的“十里不同天”。当古洛和胡亮在县公安局的招待所中一觉醒来时,阳光和鸟儿正在召唤着他们。昨天的疲劳经过一夜很像样的睡眠,解过来了不少,尤其是胡亮,不愧年轻,就像昨天不过上了一天正常的班一样。
  他们洗漱完毕,就到街上吃了油条和豆浆。在往公安局走的路上,看见了老张。小县城就有这个好处,总是能碰到熟人。
  “正好。咱们直接去法院吧。”古洛提议道。他做事似乎是不紧不慢,但胡亮后来知道,这是个真正的急性子。
  “好。往这边走。”老张推着自行车,在前面带着路。
  “喂!”一个人好像是在喊他们,回头一看,是江临。昨天由于他回家就没参加那让古洛掉层皮的调查工作。
  “什么时候回来的?”老张问道。江临跳下自行车,和老张并排走着。
  “昨晚上坐长途车回来的。本来想找你们,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们走了。”那时农村打个电话就像现在大城市吸口新鲜空气一样难,但江临还是打了。
  “我得到一点儿新情况。就是那个死的老人,我们寨也都知道。他在我们寨也收过徒弟。有个人是我的亲戚,不过死了。可听他的家里人说,这个老人是北京来的,而且来路不小,是县政府的一个主任介绍来的。”
  “噢。”古洛不禁心中一喜,“那个主任还在吗?”
  “不,已经死了。不过,那个主任也是北京人,姓郎,叫郎自清。他的家人现在还在县里。”
  “好,今天就一起办了。”古洛斗志昂扬地说。
  县法院的档案很全,好像“文化大革命”没来过这里一样。古洛看到那个比武时误伤人命者被判了二十年徒刑,虽然那时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没有规定。古洛看到这个人叫温玉龙,本省山阳县人氏。“嗯,他和那个乌伏虎没有血缘关系?”古洛满腹狐疑。
  在郎自清家,警察们见到了他的夫人。这个郎自清在解放战争时,率领县里的大小官吏和警察、警备队起义,后来在这个县里当副县长。“文革”初期,病逝。他的夫人虽然已经七十余岁了,但还在县参事室工作。不过,她只能拄着拐杖在家里回忆一些对任何人和事都没影响的往事,只比现在电视、报纸上的那些成功人士回忆的往昔岁月要好一点点。
  “这个金风,我记得。他来过我家,是北京的一位老友介绍的。不过,那位老朋友也不认识他,人托人。”老人的记忆力很好。
  “那位老朋友没说是谁托的他?”古洛问道。
  “没有。”老人看了看胡亮,接着说,“绝对没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劝自清,不要和这些来路不明的人交往。不过,也好,这个人后来再没有来找过我们。”她慈眉善目,一头白发,发出银色的光亮,手里拿着一串念珠,不停地用手指摩弄着,人们说这是在数念珠。
  “你们不知道他死了?”古洛和胡亮一样,很不甘心。
  “是吗?我不知道。自清也不知道,我敢肯定。”老人看着胡亮,花镜的眼镜片反射着光,胡亮看不清她的眼睛。
  “那位北京的老友没说过此人是什么来头?”
  “没有。只是在信上说,有人托他,他就托我们照顾一下,其实我们也没照顾,只是把他介绍到他要去的地方。”
  “噢,是他要去江扶寨的?”
  “什么寨,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满足了他的要求。”
  “能把你们北京老友的情况告诉我们吗?名字、住址。”
  “早走了。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在那里走了。据说,是在六十年代。唉,是个不错的人。”老人沉默了。老人的住宅是座清朝时的青砖大瓦房,院子里种着花草,几棵大树,蝉在上面唱着,里面是宽敞的大客厅,透着清凉的空气,保姆送上来的茶是真正的龙井,清香四溢,让空气变得醉人。明朝时代风格简约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的一幅山水图,是石涛的真迹。还有一幅郎自清用草书写的条幅:“宫门何如空门静,民心好比佛心明。”古老的时代在这里站住了脚,生活戛然静止在超尘脱俗的精神中。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样,这里充满了岁月的忧郁、惆怅和虚无。
  “他老人家也信佛?”古洛指了指条幅说。
  “信过。只能说是信过,但后来又入世了。我是随他怎么都行,其实,佛是最伟大的。”老人抬头看看古洛,镜片后面的眼光闪着认真严肃的光。
  乌正人老了,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不是害怕那个不孝的儿子,也不是畏惧那个情敌,只有老婆才怕那个人呢。他怕的是做梦,因为每次在梦中他都能看到老婆,那个年轻时白净、美丽的女人,为了她,他离了婚,并通过父亲的世交,一个画画写字的民主人士,找到市长,把女人办进了中原市。
  之后,两个人生活得很好,孩子虽然粗野,但他还是让他上学,还准备着让他考大学。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一切,他由于家庭关系和宣传封资修,被文联斗争,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个搞文艺的,一个戏剧编剧。后来,他又被关进了牛棚。在这种困难时刻,是最能考验人的,这些人是朋友、熟人、同事还有家人等等,就是一个人在社会这个网络里所有的结头。老婆是个好样的,始终忠实于他,儿子学坏了,经常打架,由于他身体出奇的强壮,又跟一些武术馆的师父们学了些武功,就成了街头一霸,后来愈演愈烈,直到被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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